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中开始形成一个支配着政治经济权力和资源的强势精英群。孙立平认为“总体性精英阶层”的出现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垄断型地位标志着两极化社会的形成。
 
从20世纪97年代中期知识界开始出现一部分人加入到政治与经济精英群体，扩大了这个精英联盟的基础，形成了政治、经济、知识精英联盟。当前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在影响甚至在定型中国社会走势的重要力量，更具体表现在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上。
 
随着体制内和体制外精英的结盟，囊括了各类精英的主体，于是在中国社会中成为唯一的强势社会群体。这个强势群体不仅代表民间的经济势力，也代表由政府支持的主要垄断部门。而全球化影响下跨国资本的流动在其本地化过程中持续参与和巩固了这一精英联盟。跨国资本能动者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扮演越来越显著的角色。
 
与此同时，在社会领域里，也出现了市民社会的重大变革。“中国人从‘臣民’到‘准公民’的转变，标志着20多年来社会权力的要素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转移。”邓正来则指出，市民社会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特别适用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实，就社会维度而言，改革在国家经济体制和法律制度方面所导致的变化实质上促生了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的市民社会的逐渐形成。
 
尽管市民社会的组织基础——志愿性社团或非官方组织的第三部门( NGOs)处于极不发达的状态，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还看不到他们明显的社会影响，尽管中国的社团不都是“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公民自治组织”，但是它们确实是在发挥着“为公民给予参与社会开展的渠道，在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架设桥梁”的职能，而且在铁板一块的初始状态中逐渐开发出一个越来越大的全新的活动空间。因此，市民社会在中国已不是一个“可能”的问题，而是一种社会现实。即使中国还不存在一个“标准”的市民社会，但是中国已经呈现出走向市民社会的趋势，或者说正在进行一个有利于市民社会发育的演变过程。
 
毫无疑问，中国市民社会的开展会对中国的政治开展起到十分巨大的影响作用，有助于中国政治向法治、民主的方向开展。同时，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是在基本社会体制框架，特别是政治制度和主导性意识形态基本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改革。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将率先完成，社会领域的“自治化”紧随其后，而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将最后实现。
 
但另一方面，政治领域的国家自主性的降低是今后改革令人瞩目的趋势之一。国家日益丧失作为全社会代表者的角色。在实际生活中，它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不是作为自己的独特利益的代表，就是作为垄断集团的特利益的代表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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